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复杂性思考--兼评惟实践主义倾向
摘 要：本文认为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中存在着一种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的惟实践主义倾向，从理论与实践关系复杂性的角度并列举了其四种表现：（1）只承认实践检验理论，不承认理论检验实践；（2）对理论来源于实践作简单片面的理解；（3）把理论创新简单化、庸俗化；（4）把理论联系实际简单化、庸俗化。作者还探讨了一些深层理论问题。
２、论加缪的"荒谬"概念
摘 要：加缪认为，"荒谬"是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把握，荒谬不是理性的对立面而是"非理性的反面"，可以说是理性的一种特殊形态，归根结蒂它产生于人的本真存在与非本真存在之间的冲突。本文试图详细分析荒谬产生的根源，揭示加缪对于荒谬世界中荒谬人的出路的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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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荒谬问题的提出 类似生存"荒谬"的描述早在"存在主义"的鼻祖帕斯卡尔、雅斯贝尔斯等处，就已初见端倪。帕斯卡尔的"死亡"、雅斯贝尔斯的"罪恶"、"荒谬"都体现出存在主义对人生存荒谬性的思考。尽管帕斯卡尔生活在17世纪，但他思考的问题几乎涉及存在主义的全部领域，因此今天的哲学研究者将其誉为存在主义的源头。他的荒谬性思想集中地体现于《思想录》一书中。 他在《思想录》中，反复论述了人的一个悖论：人既是伟大崇高的，又是卑鄙渺小的；既是可以达到幸福的，又是处于十分悲惨的状况的，对人世不义和恶的观点基本上都是悲观的。《思想录》是加缪关于人的状况的主导思想背景，贯穿于他的全部创作中。帕斯卡尔认为，人生始终要忍受苦刑，后死的人在观看先死的人如何经历死亡的痛苦情景；凡是人都对于人的这种状况无能为力。帕斯卡尔在这里阐述了人生存的荒谬性和人面对荒谬的悲剧命运。然而，加缪并不完全赞成帕斯卡尔面对荒谬的悲观情绪。加缪认为面对这种人生存的荒谬性，应该采取实际行动反抗荒谬而不是坐以待毙。反抗的行动、革命、艺术创造都是实际的反抗行动，足以对抗和战胜荒谬性。小说《鼠疫》（1947年）出版后两年，加缪完成了剧本《正义者》（1949年）。剧本的背景是1905年发生在俄国的一次革命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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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塑造了主人公卡利亚耶夫这个反抗英雄的角色--既带有西西弗悲剧性的荒谬色彩，又比西西弗更崇高、更充实和具体。剧中，卡利亚耶夫作为革命党人执行任务扔炸弹，在执行任务中，他却因遇见儿童而不忍心将炸弹扔出，导致革命党人的计划失败；随后，加缪将革命实践与人本主义统一起来，使主人公既完成了革命任务又保全了生命，最后以一种崇高精神英勇就义。可见，加缪是从帕斯卡尔的哲学命题出发，落脚点倒是反帕斯卡尔命题的，也就是说，加缪认为人可以反抗人生的荒谬性，人可以反抗命运。投身革命、斗争，视死如归，就是对荒谬人生的一种抗议，就是人生尊严和价值的最高表现。 《论疾病──就疾病的真正好处求教上帝的祈祷》（1659年），是帕斯卡尔身体极度恶化，濒临死亡状态时所写。如果说帕斯卡尔通过疾病看到了灵魂之恶的惩罚，但同时他也将宗教看作摆脱恶的良方--没有上帝，人是悲观的。然而，加缪对宗教摆脱恶的方法坚决予以排斥。他的《局外人》缺少宗教气息，作品中的主人公默尔索彻底地拒绝牧师。对于死亡他倒是更加乐观--"如此接近死亡，妈妈一定感受到了解脱，因而准备再重新过一遍。任何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而我，我现在也感到自己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 |
３、准确把握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
现在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并不是要否定“以物为本”，而是要求“既见人又见物”，更不是否定“以人民为本”，“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本”本质上是一致的。这里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三者的统一。即在世界观上，主张物是基础，人是主导。始终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优先地位，坚持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即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认为人的全部实践都必须严格遵循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同时在这个前提下，要求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和主导作用，争取实现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在历史观上，承认社会存在的第一性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同时承认人的主体性和主导地位，主张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主人。在价值观上，主张把人民放在首位，确保人民在新社会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各方面的利益和权利，保证人民群众占有和享用他们自己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而对党和全体党员来说，则要始终信奉和自觉实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４、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的“本体论变革”
高新民、殷筱在《江海学刊》2005年第2期撰文认为，计算机科学、脑科学等前沿科学的突飞猛进，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心灵哲学的发展，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该领域爆发了并正进行着所谓的“本体论变革”。这一变革有极端、温和与折中之分，但共同的倾向是批判、颠覆常识的心身观和潜藏在大多数哲学体系中的二元论幽灵，倡导一种关于心灵、关于人的更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因此至少可以看作心灵哲学和人学中的一种名副其实的本体论变革主张。这一“变革”不仅提出了心灵哲学和人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而且对于唯物主义的命运具有不可小视的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它为我们丰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意识论和相关的人学理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思想资料。
５、认知心理学两种研究范式的争论与反思
贾林祥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撰文认为，符号加工和联结主义是认知心理学的两种研究范式，二者在认知心理学内部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在一般认知问题上的争论主要表现在语义理解、心理表征以及一些具体的认知问题上；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是结构模拟、黑箱方法、还原主义还是结构与功能模拟、灰箱方法和整体主义上。两种范式争论的本质问题是究竟哪种范式更加符合认知过程的本质。联结主义范式似有取代符号加工范式的趋势，但它也不能完全揭示人类的高级认知功能，因此出现了行为主义的进化论研究范式。
６、充分就业状态及发展陷阱
俞宪忠撰文认为，充分就业是指凡是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都得到一份较满意的就业岗位，人力资源能够得到优化配置。充分就业终极价值在于：权利保证、经济支撑、和谐发展、消解冲突。充分就业陷阱：首先是“国有经济陷阱”。在就业问题上，国有经济运行的非效率安排决定了人力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就业。其次是“乡镇企业陷阱”。乡镇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过剩劳动力安排不得已的特殊产物。乡镇企业存在着土地资源严重浪费、缺乏严格劳动保护、科技含量低下、经济粗放增长、环境保护恶化、阻抗城市化进程、延续二元格局等。将乡镇企业加以长期化、普遍化和战略化，将会使中国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付出极大代价。再次是“三农陷阱”。依靠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是无法解决农村过剩人口的就业问题。只有靠工业经济、城市经济和服务经济等发展路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水摘自《齐鲁学刊》）
７、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专题研究小组研究报告认为，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目前还面临不少问题，如企业规模偏小，产品档次偏低；集群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高，产业链不完善等。同时，一些地方政府行为存在误区。对此要进行战略性思考，通过重组与整合，在发展中提高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首先，要进一步发挥创造性地整合本地资源的良好机制，真正形成产业集群自身的特色产业和品牌。其次，强化技术创新，形成有深厚技术创新能力支撑的区域品牌。第三，加强产业集群内部的专业分工，形成弹性生产体系，进一步发挥集群内部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形成集群竞争力。第四，加强与关联产业和支持产业的横向联结，形成集群创新的社会化基础。第五，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制定和执行行业规范。第六，提高外向度。此外，还要考虑以更为完整、科学、可行的产业集群政策替代简单的产业布局安排等。（昕摘自《领导决策信息》）
８、“温州模式”将不复存在？
傅白水撰文认为，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温州模式的灵魂，如果以政府为强力主导，那么温州模式将不复存在。温州问题的症结在于，在遵循市场主导时，应加强政府引导力量，政府应成为一个适度的有为政府，而非无为。温州目前非公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90%以上，民企一直是温州经济中的真正市场细胞和主流，因此，民营经济在温州的主导力量是无法动摇的。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真正细胞和主流，民企当然要求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市场为主导。向新苏南学习，以政府的强力主导来发展经济，在温州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温州没有上海的辐射优势，现不可能拼土地、拼政策和拼服务。其次，温州不像苏南缺资本，招商引资的目的并非如苏南那样获得外资。其优势在于有众多的民企，有较完善的产业集群和物美价廉的产业配件，以及各自成型、各具特色的块状经济，可为外企提供良好的配套。温州如果实施战略，很可能会“克隆”萧山模式———实施“以民引外，民外合壁”的引资战略。实施有选择的引进，引进来的都是世界大型企业或500强，嫁接于民企，目的在于吸纳外企先进的管理和科技，助推当地民企升级，做大民企。（水摘自《中国改革》）
９、当代中国家庭消费的伦理误区
晁乐红在《中州学刊》2005年第2期撰文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家庭仍然是消费的重要单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家庭在消费伦理上有很多模糊的认识和不合时宜的表现，如偏爱孩子慢待老人，重家庭轻社会，从众而缺乏个性等。因此应进行消费伦理的引导，从而使消费真正成为发展经济、保护环境、完善人性和达到幸福的手段。我们应就当前家庭消费中出现的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应用各种手段、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消费引导，使家庭消费走上利人、利己、利子孙、利社会的健康轨道。 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
侯且岸在《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党史研究者应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更深入地思考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问题。就学科性质而言，进行文化取向的反思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文化与历史是一个整体，在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需要展示文化的存在，进 一步厘清中共历史与文化的理路。这并不仅仅在于给中共党史研究增添一些“文化史”的素材，或者是对中共所领导的“文化工作”作一般性梳理，而是倡导一种反思的、开放的历史观念。
１０、洋布服饰在晚清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
李长莉在《洋布衣在晚清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刊于《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19世纪下半叶，随着通商以后洋布输入的增加，城镇市民穿用洋布日渐普及。这种衣着新习俗的形成，带来了新的社会文化含义：洋布与土布成为城里人与乡下人衣着外观上的一般标志性区别；洋布的普及使市民中等阶层更为凸显，认同感 增强，传统服饰的上下等级色彩减弱；市民的衣着消费方式更加市场化和大众化，并与近代工业制品市场相连接；市民的衣着时尚性和流行化增强。这些由洋布流行引起的市民生活方式的变化，都与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趋向相联系，是中国社会近代化变迁在人们日常生活上的一种反映。
１１、礼俗在明清东南海洋区域社会控制中的作用
王日根在《习礼成俗：明清东南海洋区域社会控制的一种路径》（刊于《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体系中，“官民相得”的运行机制曾有效地发挥了稳定社会、推进社会进步的作用。在明清东南海洋区域，官方有意识地不断推进礼仪的下传，民间组织则积极地呼应官方的教化要求，谋求由习礼而 应举，由应举而入官，习礼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行为。人们在家庭内习礼，在家族、乡族、乡约、会社、会馆中习礼，在听说书、观戏曲乃至各项职业行为中习礼，在各种宗教活动中习礼，由此形成了传统礼仪的习俗化倾向。习礼成俗成为明清东南海洋区域社会控制的一种基本途径，其中既包含了国家权威向基层的渗透，又映现出基层社会对国家的依附和投靠。
１２、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
李宪堂在《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兼评弗兰克与彭慕兰的“全球经济观”编造出的新神话》（刊于《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贡德·弗兰克与彭慕兰通过对明清时期西方白银流入东方过程的描述试图说明，直至18世纪中期，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这一观点对于打破长期流行的“欧洲中 心论”的神话是有益的，它为人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提供了新的框架和角度。然而，白银在明朝中期以后的大量输入，虽然扩大了中国大一统经济系统的容量，促进了生产的扩张与贸易的发展，使濒于热寂状态的社会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毫无疑问，这是以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为代价的。白银加快了中国经济之轮的转速，却未能开拓出经济发展的新天地，反而使整个社会因资源的过度耗费而陷进了“高度平衡的陷阱”。所以，弗兰克与彭慕兰在抛弃旧神话的同时，又编造出一个新神话，即以“一体化全球经济”为前提的“大分流”。
１３、法治社会中法律的局限性及其矫正
法律局限性问题是自法律产生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人类且至今尚难有定论的社会课题。秦国荣在《法学》二○○五年第三期撰文，认为法律在创制、运作以及对社会关系的作用等方面存在固有的内在局限。所以，要使法治社会中的法律得以良性运作，就应当注意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协调配合，注意实现法律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高度统一，在构建完善法律的制度体系和运作系统的同时，着力加强法制运作的社会环境和基础条件建设，从而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效益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的内在功能。此外，还要在社会民众中培育和普及现代法律意识，大力建设与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律文化。
１４、用经济学的方法解读道德终极标准
罗石在《学术交流》二○○五年第二期撰写文章认为，道德终极标准是各种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的根本准则。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解读道德终极标准，道德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调整利益关系，达到利益最大化。这种道德终极标准体现了义利统一的道德价值观，它不仅是评价一切道德行为善恶的根本标准，也是评价一切道德规范优 劣的根本标准。就道德终极标准的形态来说，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利益冲突时，增加边际效用大的利益；二是在利益不冲突时，不损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三是无论利益是否冲突，“自我牺牲”的利他行为一般都是善的、道德的。
１５、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周天勇在《理论前沿》（2005,6）发表题为《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的文章。文章认为,开展科学发展观的大讨论后,学术界和工作部门对科学发展观有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认识。总结和回顾一年多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有以下方面需要加以深化 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党和政府要 有执政的成本和社会收益意识;要自觉地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对宏观管理树立科学调控观的要求;还需要推进各项体制改革来保证。作者认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还需要正确处理和把握好这样一些重大关系：一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转变增长方式的关系;二是要正确处理国情国力与城乡居民公共需要之间的关系;三是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四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多地利用市场配置资源和调节利益的功能;把握和处理好政权与社会的关系;六是处理好民主和法制的关系;七是要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１６、产业结构调整谨防片面追求重型化倾向
吴敬琏在新一期《市长参考》上发表题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文章，文章指出，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普遍出现了片面追求发展重化工业的现象，这与调整过程中存在着过多的政府意志有关，政府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在财政收入、政绩考核等的压力下必然倾向于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然而重化工业创造就业的 能力有限，片面发展重化工业将会很快出现资源短缺。吴敬琏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应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并提出建设有限政府，总量手段与价格手段相结合以克服行政手段的副作用和局限性等建议。
１７、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的转变
方竹兰认为，所谓人格是指一定时代的人所具有的综合素质类型。中国人的人格现代化，是指中国人在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的转轨过程中，逐步将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变，逐步达到现代化所需要的新人的素质水平。大致可归纳为：1、从自卑依附型向自主独立型转变。从总是依赖政府、依赖单位、甚至倚靠关系和自卑依附的人格心态中解脱出来，以充分的自信参与社会的竞争，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增进社会利益的增长。2、从消极服从型向积极创造型转变。积极、主动地寻找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结成各种横向联合体，共同创业。3、从私情人治型向契约法治型转变。弱化拉关系、走后门、找靠山，强化依照法律规范，参与平等竞争，学会协商谈判，用契约规则既保护自己也约束自己，既制约对方也尊重对方。4、从内耗避责型向诚信守责型转变。原来只能作为集权体制下被动的个体，变成分权体制下主动的个体。诚信守责就会逐步成为中国人的人格特征。5、从保守封闭型向开拓创新型转变。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用人标准是凭能力竞争，民主政治体制用法律规范给予每一个主体以自主创新的政治预期。6、从盲目冲动型向科学理性型转变。人格现代化之所以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首先是因为人格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其次，人格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也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必要前提。（昕摘自《中国改革报》）
１８、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策
张军扩撰文提出了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八大对策建议：1、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节约型社会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2、改革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争取完成综合环境和经济核算体系。3、转变政府职能，弱化经济性管制职能，强化社会性管制职能。4、改革和完善重要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理顺资源价格体系。5、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构筑有利于集约型增长的微观基础。6、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形成一整套系统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体系。7、采取综合系统的措施，合理发挥政府作用，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8、政府与市场相配合，促进关键技术创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加大对新材料、新能源、能源储存、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减少排污和污染处理、生态治理和恢复等方面技术领域的支持力度。（昕摘自《广东经济》）
１９教育是重要的社会动员过程
柳建文撰文认为，持续不断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社会动员过程。社会动员既可以调动个人的发展积极性，又会刺激个人的发展欲望。政府一方面要利用社会动员为发展调动力量，另一方面又要注意掌握社会动员的尺度。1、控制动员过程。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过程。教育的政策安排与市民就业、劳动力流向以及社会公平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教育政策的出发点应立足于经济发展的需要。除了教育，民主的宣传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过程。2、减弱“示范效应”。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超前的国家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往往具有强大的“示范”动员作用，其示范效应的广泛程度可以影响到社会生活各方面和各阶层成员的行为价值、目标以及手段取向。3、引导社会流动。（昕摘自《社会科学》）
２０、提高引资质量解决工资差距
杨泽文、杨全发撰文指出，许多研究都得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实际工资水平有正的效应，而且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实现的。但在中国，这一结论只在1997年以后才适用，在1997年之前这一影响却是负面的，并且也是通过劳动生产率间接地实现。这一结论刚好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7年以后，中国引资政策开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行业倾斜，这一变化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与技术含量，从而促进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这些行业外商直接投资份额的提高，可以提高总体的实际工资水平。这一结论的现实意义在于，现阶段如果能够通过正确的政策导向进一步提高引资的质量，从而进一步改善投资结构，即增加知识、技术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的投入以及合理分配其在各个行业、部门的投入结构，对中国的实际工资水平将会有很大的促进，对解决中国出现的行业、部门工资差距拉大问题也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小小荐自《世界经济》）
２１、今年经济需要把握六大平衡
高辉清撰文认为，2005年中国经济需要把握六大平衡：一是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与保持国家经济安全之间把握平衡。二是在推进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改革与减弱国际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之间把握平衡。三是在抑制通货膨胀与防止经济过速下滑之间把握平衡。物价水平受服务类价格上调、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初级产品价值上涨的滞后效应等因素影响，存在着较大的上升压力，宏观调控力度不能减弱。一旦控制不到位，不排除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四是在防止固定资产出现反弹与增加就业机会之间把握平衡。五是在发展重化工业与发展节约经济之间把握平衡。六是财政支出在提高农民收入和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之间把握平衡。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长。但具体到今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必须要在两者间做到统筹兼顾。（水摘自《改革内参》）
２２、研究国家与社会生态关系的意义
刘京希在《文史哲》2005年第2期撰文说，探求国家与社会的生态关系，是政治生态理论的重要内容。在社会—政治生态关系中，社会环境是政治体系运作的生态源，社会生态环境乃政治生态体系的基础和氛围。政治体系虽然拥有规制社会体系的权力，但它并不能因此而跳出社会环境，脱离社会体系的制约；同时，政治体系也不可能拒绝社会环境的滋养。没有社会体系的规束，政治体系的生长就会漫无节制；没有社会资源的源源不断的输入，政治体系的运转就会失去动能。文明乃社会机体的创造，文明的诸因素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离开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实际，任何政治文明、政治形式，都将失去存在的意义。故而，加强社会环境这一政治体系生态源的建设，寻求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生态化建构的契合点，是政治生态体系建设的根本。
２３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层次的思考
王彦深、吴鹏在《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撰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显性的板块结构，即分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板块，而且具有隐性的层次结构，即分为根本方法、基本原理和具体论断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根本方法是统摄和贯穿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第二层次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骨骼；第三层次具体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的血肉。层次结构的具体论断和板块结构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相互作用的接触点和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层次结构有助于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
２４、从近代史学革命看心态史学
陈国威在《从近代史学革命看心态史学》（刊于《中州学刊》200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发生了一场史学革新运动，它确立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理论体系。但奇怪的是，一度得到宣扬的心理史学却没有在后来发展下去。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史学观念在某一方面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而当时史学革命的主旨也限制了心态史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２５、五卅前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探索
周思源在《五卅前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探索》（刊于《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并非一个抽象的固定概念，更多是一个充满意见分歧和观念竞争的持续辩论过程。知识分子是否为中国社会变革或中国革命的先锋，以及知识分子是否为一个“阶级”，在中共早期曾是全党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五卅前，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与政策方面的波动，既有与时俱进的特点，也展示了日渐成熟的过程。
２６清末废科举与清政权覆亡的关系
管延春在《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与晚清覆亡的关系探讨》（刊于《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引起了旧社会体系的结构性变动和价值观、思想文化的变革以及对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运行方式的冲击，由此还造成了学堂学生的革命化和传统士绅的转变以及社会形态的松动和变革，这一系列变化使传统的社会关系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快动摇了清朝统治的根基，最终导致清王朝的覆亡。
２７、明代社会的主导群体
商传在《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刊于《东岳论丛》200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社会主导群体这一概念主要指统治者群体。过去史学界常认为“地主阶级”（或奴隶主阶级）即统治阶级。但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所有的地主都属于社会主导群体的成员。以明朝而言，官与民的区别十分明显，能够作为社会主导群体成员的只有士绅地主，过去亦称作身份地主，其主要成分是官员。明朝是科举官僚体制的时代，明朝的身份地主是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地主，其主体是读书人，即士。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明两朝是士和士大夫们作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朝代。明代继元而起，使江南士大夫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转型的开始，阶级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社会主导群体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理论角度说，这种变化具有近代化的性质。
２８、工业化前中英乡村借贷的异同
侯建新、赵文君在《工业化前中英乡村借贷比较研究》（刊于《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在工业化前中国与英国的乡村经济中普遍存在着经常性的借贷活动，乡村借贷是农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两国间的这种借贷在历史背景、表现方式、发展状况、功能流向上又多有不同。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 为生存而借贷的传统高利贷市场，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为投资生产而借贷的现代信贷市场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差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前中英乡村社会转型的不同实况。
２９、国家安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当今世界，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面对国际间的各种冲突纷争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从学理上予以探讨已显得尤为必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在2005年第2期发表了一组文章，分别从安全哲学新理念：“优态共存”，当前国家体系中的安全问题以及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等方面，以哲学、法学、国际文化及国际政治等多元文化的视域，全面认识与阐述了当今世界格局中的国家安全与文化间的关系，阐释了如何建立新的国家文化安全观念，对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建立合理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颇有裨益。
３０、中国文化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中的五大弊病
王明科在《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撰文，将近年来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在文化及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弊病归纳为五方面，即：以文化解释者的主体性遮蔽文化存在的客观性，缺乏对文化运动自身复杂性的认识；以化约化观点简单对待民族化与西方化、古典化与现代化、传统与世界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缺乏对其作以具体语义场的动态理解；以机械粗暴的态度来理解反传统，缺乏对反传统的深刻辨析；以圆满与完美的想象来处理文化尤其是对待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急于想建构一种十全十美的集古今中外一切文化之精华的终极至境文化，缺乏对文化建构立足点的把握以及对任何具体文化复杂性与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的认识；以西方现代性硬套中国现代性，缺乏对中国现代性之民族性与悖论性的考察。
３１、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关系之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热闹起来的“全球化”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此前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但是，全球化与现代性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成伯清在《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撰文，首先概述了目前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三种不同主张，他们分别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结果、全球化是现代性的终结以及全球的多种现代性。但是，仅从一般而抽象的角度，并不能深入探索全球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系。所以，文章接着从现代性与全球化建构地方性的不同方式入手，尝试着展示它们之间的连续性与断裂性。通过揭示“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中所包含的讹诈，文章主张我们应当践行一种“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方案，也就是一种重新本体化。这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采取自觉的行动。
３２、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多国际不确定性
程实撰文指出，2005年世界经济存在的不确定性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日益放大的外部风险。首先，中国经济存在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2004年中国4%左右的通货膨胀率略显温和，但2005年世界货币环境恶化的可能性将放大这一负面影响。世界经济范围内的普遍低利率水平、财政赤字倾向、美元急速贬值、石油价格高企并不在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之内，但它们却会通过贸易、金融等多渠道渗透，给中国物价稳定带来不可小视的威胁。其次，中国经济将面临以美元贬值的间接方式积累的、更大的汇率风险。不论2005年美元“不负责任”的贬值是否在长期内持续，人民币都将面临更大的汇率风险。最后，中国经济将面对更多的国际不确定性。这种来自于无法预测的不确定性本身，将给2005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不可预知的潜在威胁，也给中国宏观决策者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和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水晶荐自《中国经济导报》）
３２、循环生产为何难显效益
苏杨、周宏春撰文指出，循环生产环节有两个效益来源———废弃物转化为商品后产生的经济效益和节约的排污成本。但目前普遍存在的两个障碍使这两方面的效益难以显现。一是价格障碍。可再生资源的再生利用过程一般都存在着可替代的生产过程，在现行市场条件下，源自再利用和再生利用的原料不仅在性能上不占优势，且在价格上也不占优势，以致在现行市场条件下循环经济生产方式很难自发产生。二是成本障碍。环境容量资源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具有显著不同的消费者支付意愿和市场价格，目前我国的环境容量尚没有成为严格监管的有限资源，企业和大众消费者支付的废弃和排污费不仅远低于污染损害补偿费用，甚至也明显低于污染治理费用，这就使废弃物排放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如果不能将其内部化，循环型生产环节一个重要的效益来源就不能显现，循环型生产环节的成本就很难收回。（小小荐自《学习时报》）
３３、权利是使人感到自主选择的幸福
谢晖撰文认为，权利不是诞生在政治家、法学家或者哲学家的笔下或口头，诞生在他们笔下或口头的仅仅是有关权利的理论或理念。权利本身诞生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社区民众的生活方式与交往行为实践中。权利无非是使人感到自主选择的幸福。如果在立法中以某种理念而不是民众生活的经验事实出发去构筑法律内的权利保障方式，其结果恐怕只能是对民众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之生硬打破。它不但不利于权利保障，不利于人们在交往中实现他们的幸福，反而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是对民众权利的践踏，是用某种善良的期待对民众刻意地带来不幸。须知，在人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中，本身业已含有他们的权利选择和实现方式。事实上，实践中的权利从来不是以抽象的人作为载体和目的，反之，它只能是以具体的人作为载体和目的的。即使像生命权、自由权这些基本权利内容，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生活场合中，也具有截然不同的实现方式和表现机制。权利并非铁板一块。即使民间规则和我们公认的“先进”权利理念有所悖反，也需要我们尊重这种源自民间的权利规范方式。（东东荐自《求是学刊》）
３４、中国宏观经济分析面临困境
王诚撰文通过对宏观态势分析中两个不同思路即规范性宏观分析思路和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思路的比较，发现规范性宏观分析虽然权威和简明，但是在诊断中国宏观问题时缺乏准确性；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虽然准确全面，但缺乏学术性提炼。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涉及面比较广，其潜在或可能产生的问题并不在于多方位宏观调控可能会扼杀市场行为者的创造性，而在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本身是否具有健全的出台机制和实施机制。改变宏观分析的视角，引入更加有效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概念，以最广义的宏观经济分析思路，寻找宏观经济中真正具有典型化的事实，分析这些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宏观经济走向的影响，进而重新梳理中国宏观经济关系，建立中国宏观经济概念体系，重建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只有将西方主流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结合，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才能走出困境。（云摘自《经济研究》）
３５、最优城市规模的动态性
逄锦聚 蒋涛 在现代社会，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包容的经济活动规模越来越大、种类越来越多。那么，城市的规模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在某些区位上形成与发展的初始条件。然而，自然环境和自然地理因素却难以解释现实中的所有现象，比如为什么拥有同样自然环境的两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模式却有很大差异。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受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城市规模越大，规模报酬递增所带来的利益也越多，这促进了城市人口的集聚和城市规模的扩大，是吸引经济活动向城市集聚的向心力；另一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企业竞争加剧、居民生活成本上升、拥挤等现象又会给企业和居民带来成本和负效用，这些伴随着经济活动的集中而产生的拥挤成本是经济活动在城市集聚的离心力。
最优城市规模，是城市规模报酬递增所带来的聚集经济性与拥挤成本加大带来的聚集不经济性两种力量权衡的结果。当城市人口较少时，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直至达到最优人口规模之前，城市人均收入水平单调上升，在这一阶段聚集经济起主要作用；超过最优人口规模后，如人口继续增长，人均收入水平就单调下降，在这一阶段则是聚集不经济在起主要作用。
这就是说，一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如果通过交通运输技术的改进、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而降低运输成本，那么，这个城市的最优规模就可以得到提高；同样，还可以通过提高城市在总产出方面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程度来提高城市的有效规模，从而在人口增加的同时，人均收入水平也得到提高。反之，如果城市发展仅仅是外延式的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而没有伴随城市交通设施与技术的改善、没有促进城市规模报酬递增的相关措施，那么，可能的结果就是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和城镇规模不经济。因此，在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当正确认识并合理运用最优城市规模这一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３６、政府在劳动力转移中的主动性
柳欣 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其他产业转移，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各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从各国情况看，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以英、美等发达国家为代表，劳动力转移主要依靠市场经济自发的力量来调节，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如美国，虽然其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开始得比较早，但直至1880年农业劳动力仍占50％以上，将这一比例降至10％以下，又花了70多年的时间。另一种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农业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完成了英、美等发达国家用上百年时间才完成的任务。
两个关键因素有助于解释英、美等发达国家与东亚国家和地区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巨大差异。一个关键因素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英、美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一直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对于劳动力转移并未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而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则要积极得多。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体系不健全，必然要求政府承担起培育市场、调整经济结构的责任。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这种积极作用，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推动了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的快速转移，并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经济增长速度。东亚国家和地区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阶段，也是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提供了空间；农业人口的不断转移又产生了对工业消费品的巨大需求，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动力。
我国当前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仅相当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发展初期的水平。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应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应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使经济增长更有利于劳动力转移，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３７、在结构调整中促进就业
郭金星 一定的结构失衡，是导致经济总量增长对就业增加贡献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解决我国当前的就业问题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不仅应关注总量指标，而且应致力于结构调整。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突出就业量的增加。以增加就业为出发点的产业结构调整应特别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当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农村人口和农业就业人口多、比重大，城镇下岗失业人口多，劳动力利用不充分，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消费者消费能力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可以提高我国经济的总体效率和国际竞争力，还有利于缓解严峻的就业形势。
在城乡结构调整中加快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现代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集中，以及由此引起的产业—就业结构非农化重组的一系列变迁过程。城镇化有利于增强聚集效应，使家庭生活社会化，创造出更多的服务业就业机会，增加有效需求，使市场得以扩大。
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培育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会造成消费品市场、要素市场的分割。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培育统一大市场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为区域市场相互融合提供了现实基础；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又会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配置，形成规模效益，实现集约化生产，促进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共同发展，从而在总体上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就业量的增加。因而，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培育统一的大市场，不仅对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对增加就业和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都有重大意义。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条块分割严重的现实，应下大气力突破行政障碍，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促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人民日报》 (2005年03月23日 第九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