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本土化中的视角转移

　　梁孝在《天府新论》2005年第2期撰文认为，社会科学本土化长期局限于以普遍规律为前提的普遍与特殊的模式中。西方社会科学的特有视角及其相应的实证主义主流传统使它不可能实现其所追求的社会普遍规律的目标。因此，社会科学本土化必然包含着三个层次的视角转 移。一是从世界体系的中心到边缘的视角转移；二是从西方的生活世界到我国生活世界视角；三是从理论者到实践者的视角。由此，才能从中国本土的视角出发形成真正的中国社会科学。

　　　　　　　　　　　　　　　　追求和谐

　　韩东屏在《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1期撰文认为，和谐是指理想的关系，体现为稳定、有序、协调的状态，和谐作为理想的关系是值得追求的。追求自然的和谐是为了得到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追求社会的和谐不仅在于它是社会实现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条件，更在于它本身就是三大社会终极价值目标（富裕、和谐、自由）之一。追求社会和谐首先要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制度体系，同时也要启动博爱之心。前者是社会实现和谐的基础和保障，后者则能提升社会和谐的等级，让社会充满祥和之气。

　　　　　　　　　　　　　　百年中国语言学的两度转型

　　李如龙在《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撰文认为，中国语言学的第一次转型始于19世纪末，从古代小说专注文献语言转向社会口语，开始关注语言规划和语文政策，开创了语法、语音史研究和方言调查。第二次转型从1978年至今，传统小学正经历现代科学化转变；注意语言系统各方面的关联，开创了词源学，历史和比较研究打通了南北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与共同语，推动了理论发展；从内部语言学拓展到外部语言学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相关学科。两次转型都得益于古典语文学传统和现代西方语言学的影响，而第二次转型时间短，规模更大，成果更多。

　　　　　　　　　　　　　　普遍意识：中国美学自我超越的关键环节

　　薛富兴在《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撰文认为，普遍意识缺乏是当前中国美学史研究之突出局限。当代中国美学需走出本民族文化特色守护神角色，以人类文化共性为立足点。超越中华审美精神个性，以中华审美特殊性材料研究人类审美共同性问题之普遍意识是新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自我超越、深化的关键环节。中国古代有着深厚的自然审美、工艺审美和生活审美传统，此正为西方美学之弱项，深入、系统地研究此三大传统，将大有益于中国美学史和美学基础理论研究，亦大有益于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建设。

　　　　　　　　　　　　　　中学生的互联网使用与其应对方式的关系

　　李宏利、雷雳在《心理学报》2005年第1期撰文，通过问卷调查探究了589名初二及高二年级中学生的应对方式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PIU高分组被较少采用问题解决这一应对方式，而可能更多采用幻想与发泄这两种应对方式；问题解决分数随PIU分数降低而上升，而幻想与发泄两种应对方式随PIU分数降低而降低。问题解决、幻想与发泄在不同PIU分组间的差异显著。因此较多使用问题解决这一应对方式，较少使用发泄与幻想两种应对方式，可能会减少互联网使用带给中学生的消极影响。

　　　　　　　　　　　　　　中国老年人口的生活状况与贫困发生率估计

　　王德文、张恺悌在《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撰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和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资料，对中国老年人口数量、生活状况和贫困发生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国近1.3亿的老年人中，就业比例为33％，不工作比例为67％。从政策角度看，防治老年贫困的政策应该对目前已陷入贫困边缘的老年人口提供收入扶持，同时防止未来产生新的老年贫困人口。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

　　梁树发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1期撰文认为，马克思主义观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结构、作用，发展阶段、发展规律、历史命运，以及它与其他科学和各意识形态形式的关系等的根本看法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各个不同理论形态，既是标志马克思主义不同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思想体系，又表现了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理论形式表现了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观：用实际内容而不是抽象定义作回答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观；以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

　　依法执政首先应依宪执政

　　许崇德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撰文说，宪法的内容比其他的一般法律更具根本性，其他一般的法律只是相应地规范国家生活的某个具体方面，而宪法则全面地规范重大的原则问题。宪法是母法，一般法律的制定都须以宪法为依据。虽然从总体上说，宪法和法律都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表现。但是具体来说，党的最重要的主张和人民的最根本的意志是由宪法集中表现出来，而其他的则由一般法律加以表现。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的制度，因而宪法与执政党的关系更为紧密。如果规范和保障国家根本制度的宪法受到了损害，那就是损害了国家的本原，这无异是动摇了国家的根基。所以，依法治国首先应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应是依宪执政，宪法是依法执政的基础。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社会关系解释模式

　　周志山在《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1期撰文说，社会关系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核。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历史转换来考察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独特贡献。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关系解释模式，就是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考察人的存在及其发展。人的发展就其实质而言是社会关系的发展，以社会性为根基来构筑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的深层意涵，只有呈现和阐明马克思人的发展学说的社会关系解释模式，才能把握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本真内涵。无论是马克思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缘由、出发点和理论基础，还是他对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实现过程和根本宗旨的论述，都是以社会关系为考察视域的。

　　从市场制度学层面看和谐社会建设

　　夏德银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1期撰文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有可能的市场制度作为保证，从而协调和处理好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当前，抓好市场制度建设应主要从三个方面努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必须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建构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文化，实现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创新和完善群众工作的机制。

我国新增劳动力将下降 

　　张翼撰文认为，我国的人口的快速转变，警示我们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一，在未来数年内，我国新增劳动力会迅速下降。每年新增加的16岁人口，将在2-3年内下降到2000万之下，净增加的劳动力人口也会降低到1000万之下。一方面预示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会迅速上升，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的供给数量会逐渐下降。在世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也会逐渐减退。二，老龄化水平将随新生人口的下降而增加。我国于2000年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虽然我国劳动力人口的负担相对较低，但伴随他们的逐年老化，新生劳动力人口的负担压力会迅速加大。至2050年，在每100名人口中，就有30名左右60岁以上的老人，将比那一时期世界平均老龄化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三，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导致的婚龄人口的挤压现象将逐渐凸显。2003年0-4岁婴幼儿的平均性别比为121.22，5-9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9.66，10-14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1.69，15-19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0.61。四，伴随少数民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其聚集区的生态环境压力大大增加。五，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人口在城市里存在边缘化问题，社会结构的人为断裂。在劳动力市场上缺少竞争力的人们，会逐渐被沉淀到社会的底层，形成城市和农村的贫困人口。（水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 

　　　　　　　　　　　　　多元化的新社会结构 
　　
　　宋林飞撰文认为，相对于过去的二元社会结构，我国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可称为“新社会结构”，其主体结构是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知识阶层、私有阶层与管理阶层“五阶层”，其中，知识阶层、私有阶层、管理阶层都是新兴社会阶层，他们和工人阶层一样都呈扩张态势，只有农民阶层的规模在不断缩小。新兴社会群体的阶层化、基本阶层的局部弱势化、先富群体的政治化、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扩大化，是新社会结构的主要发展趋势。新社会结构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差序格局”，而是正在向“差距格局”转变的一种新的混合结构。新社会结构的运作机制，表现人力资本日趋制度化的显性升值，同时也出现了部分权力“资本化”与非制度化的隐性升值现象。当前，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目标，是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规模，形成中层较大、底层与高层较小的“橄榄形”结构。同时，促使社会结构进一步弱化刚性、扩大弹性，增加社会阶层的“换位机制”，建立和谐社会。我国社会阶层的换位机制，首先是通过劳动力、技术、资本的流动实现。要素流动创造了换位空间，政府改革举措为人们提供了换位“入场券”。（昕摘自《江海学刊》）

　　　　　　　　　　　　　资源约束主要是存量约束

　　宋旭光撰文指出，在经济学的视野里，资源约束所导致的稀缺资源最优配置问题无处不在，资源约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绝大多数场合中，是以“流量约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主要特征是资源受到技术经济条件的制约，无法全面地由潜在资源向现实资源转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担心的是资源获取的速度，而不是资源是否存在。相应地，当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存量接近枯竭的时候，资源约束就转化成另一种形式———“存量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开始考虑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的问题。对于流量约束，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制度改进等手段使约束逐渐弱化，而当经济体面临存量约束时，经济发展通常要受到比较大的阻滞。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其流量与经济总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对我国15种关键资源的流量与存量信息分析发现，我国的资源约束问题既有流量约束，也有存量约束，但总体说来，在未来几十年时间内，存量约束将成为问题的主要方面，这是对中国现阶段资源约束问题的基本判断。（水晶荐自《财经问题研究》） 

　　　　　　　　　　　　　三大城市圈离“世界级”多远 

　　从数字比例看，目前我国已形成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环渤海等三大主要城市经济圈，还远远达不到世界五大城市经济圈类似的影响程度。一是中国城市群对国家财富积累的贡献度低于发达国家城市群。有报告显示，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的份额为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全日本的份额为70%。而中国三大城市群的GDP占全国的份额只有38%。二是中国城市群中首位城市的作用与贡献度偏低。据统计，中国三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上海、北京、广州的GDP占全国的份额分别是4.6%、2.5%、1.8%。而纽约、东京、伦敦、汉城的GDP分别占全国的24%、26%、22%和26%。三是中国城市群仍处在经济粗放式增长阶段。有统计资料表明，中国的城市群经济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西方工业七国水平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四是中国城市群的劳动生产率偏低。五是中国城市群人口密度过大。在形成大城市群过程中，珠江三角洲有两个必须克服的问题：一是在产业结构上必须培养新的增长原动力；二是大城市群中各大城市圈功能的紧密分工。（昕摘自《浙江日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侯远长在《中州学刊》2005年第1期撰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哲学基础、实践基础、理论主题和基本理论四个部分。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以人为本，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核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史观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立足中国实际，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而形成而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基础，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吸收人类社会优秀的思想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重要条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贯穿始终，其基本原理都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发展的理论，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和完善，显示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应用伦理学的问题域

　　龚天平在《襄樊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撰文说，应用伦理学是一门以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难题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的分支学科，它以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应用于实际生活的具体规律为研究主题。受这一主题的决定，应用伦理学应研究实践与伦理的关系，研究人的实践活动的全过程的伦理道德问题。当前，人们还没有必要急于去建立一门具有严密的学科体系的、统摄一切应用伦理问题的学科，而应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态环境、经济活动、社会制度、婚姻家庭和性关系等道德难题，及具体的应用伦理的实现机制问题。

　　生活质量：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张雷声在《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2期撰文说：“以人为本”强调了人的多种价值要求，如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生态需求等的实现，以及人的自身价值的提高，强调了人民群众都能实现多种价值需求，都能提高自身的价值，这是发展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而这种发展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就是对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要求。生活质量并非只局限于消费层面，它涉及就业的充分程度、收入分配的合理程度、人民的文化教育卫生状况、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状况、城市化水平状况，以及法律范围内的公平及其保障等多个层面。这些方面成为衡量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参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对生活质量提高的昭示，不仅意味着人对物质需求的满足，而且也意味着人对精神需求、生态需求等方面的满足；不仅表现为人对多种需求的满足，而且也表现为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不仅要求某些人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人民群众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显然，人民群众在生存、发展、环境、社会和智力五个方面普遍提高生活质量，就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落实的必然要求。

　　2004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

　　《学术月刊》2005年第1期刊登了该刊与《文汇读书周报》联合评出的2004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它们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研究，构建和谐社会问题研究，非传统安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方向问题讨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问题，马克思主 义基础理论与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对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人权入宪”的理论探讨，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与文学的文化研究，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问题讨论。

　　社会公正的三维制衡

　　什么是评判社会公正的合理尺度，历来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难题之一。常健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撰文认为，这一争论的症结在于：人们习惯于将社会公正理解为一种单维平面尺度，而不是一种多维立体结构。社会公正是社会效率、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之间的三维制衡；社会公平是在这种三维制衡关系中各种平等原则的历史平衡；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公正的主导维度有所不同；社会公正的实现过程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主导维度和主导原则尽管在社会公正的实现过程中居于优先的地位，但必须通过不断的调整使社会公正的各个维度之间以及每个维度的各个原则之间保持动态平衡。

　　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

　　张汝伦在《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撰文认为，检视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影响，是了解中国哲学研究现状的一个必要途径。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现代中国哲学学科或专业的建立和职业哲学家的产生；我们对传统哲学思想的理解和阐释；现代中国人对哲学的研究。应该说，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与必要的，但问题是我们在借鉴使用西方哲学时，存在着将西方哲学简单化和教条化的倾向。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一样，只是人类的一种特殊哲学，在使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概念时，不要因此歪曲或遮蔽了中国哲学特有的东西。中国哲学在吸纳和消化西方哲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要能从我们的传统哲学中提炼出一套中国哲学特有的概念和问题系统，形成现代中国哲学特有的话语系统。

　　大学生心理压力应对方式特点的研究

　　张林、车文博、黎兵在《心理科学》2005年第1期撰文，采用大学生压力应对方式问卷，考察了全国各地2007名大学生心理压力应对方式的特点。结果表明：大学生的压力应对方式总体上以心理调节机制为主，自我防御和外部疏导机制使用较少；在压力的应对方式上，大一学生以外部求助、压仰、幻想和调整情绪方式为主，大二、大三学生以自我防御方式和总结经验为主，大四学生则较多采用心理调节机制的方式；女生的应对方式比男生更积极，农村来源的大学生倾向于压抑自己和总结经验，城市来源的学生更喜欢宣泄压力，独生子女的应对方式以消极防御机制居多。

　　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发端与北京大学

　　何怀宏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撰文认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发端与北京大学关系紧密。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教科书是由后来曾任北大教授的刘师培撰写。而由蔡元培译述的《伦理学原理》也是影响巨大，尤其是通过后任北大教授的杨昌济，对后来成为开国者的青年毛泽东有深远的影响，从这种情况也可以看出思想与行动、哲学与政治的一种微妙关系。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思考

　　近来，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及其成果引发的伦理争论日趋激烈。白雪涛在《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撰文，从认识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对象、方法与意义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引发伦理争议的焦点问题，探讨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中人类胚胎的道德地位问题、应关注的 伦理核心问题和遵循的伦理准则。文章认为，生命科学的一系列进展在让人欣喜之余令人担忧。在迎接生命科学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些突破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目前，如何防止以胚胎干细胞为代表的生命科学新成就被误用和滥用，让它们最大限度地造福人类，已成为新世纪之初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课题。

　　《黔之驴》中“好事者”新解

　　李瑾华在《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1期撰文指出，按目前通行的理解，《黔之驴》中的“好事者”是个贬义词，指“喜欢多事的人”，可这样的理解与作者的创作意图不符。考察“好事者”中的关键语素“事”的意义演变过程，会发现“事”的意义受“物”一词的同化，渐具“物”义，随着词义范围的扩大，既可指物又可指事的“事”渐有指代性，相当于指示代词“是”，此“好事”即“好是”，指喜欢某种特定对象，《辞源》、《汉语大词典》对“好事”一词的解释都有失偏颇，引证有误。据此，《黔之驴》中“好事者”即“好是者”，意思是“喜欢驴这种动物的人”。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解释学重建

　　王金福、陈海飞在《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撰文认为，现有的解释学存在两个主要方面的缺点：一是在解释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学科性质问题上的看法还不统一，从狄尔泰开始，把对历史的认识也看作是解释学的研究对象，从而使解释学成为哲学，混淆了解释学和哲学的学科界限；二是在解释学理论中不能很好地贯彻辩证法，割裂相对和绝对的关系，存在着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倾向。因此，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解释学的重建。在重建解释学时，必须批判地继承以往的解释学，贯彻实践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可理解性原则，体现理解的主体性和理解的辩证法。

　　道德精神与科学生活方式的构建

　　方心清在《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撰文认为，经济社会越是飞速发展，我们就越应该关注生活方式的科学性，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除了要考虑我们的“生理需要”、“精神需要”和“文化需要”外，还应该考虑支撑我们人类存在的整个自然界生态的“需要”，有一个面对家庭、面对社会、面对自然界的多层面的、丰富的道德内涵。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符合人文要求、生态要求和具有道德精神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

　　树立大法学教育观

　　霍宪丹在《法学》2005年第2期撰文认为，树立法学教育的新发展观，关键是树立法学教育的大教育观。大法学教育观不仅包括高等法律院校，也包括法律职业部门；不仅涉及教育行政管理的范畴，也涉及司法行政管理的范畴。这种大法学教育的观念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全程性、完整性、双重性。核心是树立全面的人才观。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一方面，不仅是法律知识的共同体，还必须是法律职业素养的共同体和法律职业技能的共同体，简言之，是三者的统一。

　　郑和远航与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

　　万明在《从“西域”到“西洋”———郑和远航与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刊于《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自1405年郑和远航开始，人类文明史上的交流互动发生了从陆上通道向海洋通道转换的划时代转变。自古以来，人类交往的主要途径是陆路 。但到15世纪初，随着科技的发展，探寻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人类的共同愿望。明王朝建立后，以强盛的国力为后盾，郑和七下西洋，历时近三十年，形成了人类交往从陆向海发展的强劲态势，迈出了从陆上向海洋转折的重要一步。它最终奠定了东西方文明汇合于海上的格局，预示了一个整体世界在海上形成。郑和远航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何以失败

　　俞祖华、赵慧峰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综述》（刊于《烟台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一文中，梳理、辨析了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章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在传入中国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如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市场机制就持排斥态度。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起点应从戊戌时期算起，严复堪称始作俑者。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到底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功利自由主义，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的意见。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之所以失败，一般都认为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前者是指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内部思想根基不正，后者是指其发展的外部环境匮乏。

　　严复与刘师培吸纳西学之比较

　　李帆在《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的迈进———严复、刘师培吸纳西学之比较》一文中指出，刘师培在清末热衷于吸纳西学并在交融中西学术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这与严复及其译作带给他的影响关联甚多，严复可谓刘师培在学术上中西交融的引路人。但是，严复往往是站在西学立场上把握中学，以西学为坐标评判中学，故多强调中西学相异之处；刘师培则是要用西学佐证中学，故而强调中西学的相通之处。之所以有此不同，与两人学术观的差异密切相关，即在处理中西学关系的问题上，严复的“归求反观”与刘师培的“借西学证明中学”在立足点上存在差异。在对西学的了解上，严亦胜刘，但刘氏对西学的浅层理解正反映了当时多数士子接受西学的状态。在中国古典学术逐步与西学融合从而迈向现代形态的过程中，恰恰是这种看似简单、肤浅的接受发挥了作用。

　　近代上海对内地市场的辐射与制导

　　樊卫国在《近代上海口岸市场对内地市场的辐射和制导》（刊于《学术月刊》2004年第12期）一文中指出，清末民初上海内外贸易一体化市场体系大致成型，形成了覆盖大半个中国的市场网络。由于口岸化市场体系中心城市与广大内地城乡市场存在着巨大的“质量”差异，一方面是上海中心市场的辐射刺激了内地城乡的商品化，另一方面也对内地市场产生了深深的制导作用。在国内统一市场缺失的条件下，上海口岸市场体系的运作机制存在着利益“向心力”倾向，中心市场辐射蕴涵的不平等市场关系不仅没有化解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反而加深和固化了二元结构。

史学理论结构的非平衡发展

　　徐浩在《史学理论结构的非平衡发展———西方和古代中国的比较》（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20世纪以前，中国和西方各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史学理论，但在理论结构的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非平衡性。在共时 性结构上，西方史学理论形成了完整的内容体系，中国史学理论则侧重本体论与方法论，忽视认识论。在历时性结构上，西方史学理论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研究的重心经历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方法论的转移，并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中国史学则由于近代科学的缺位，没有经历这种变化，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进程。

　　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全球化”是近20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学会产生什么影响？《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就这一问题编发了于沛等人的一组笔谈文章。于沛在《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一文中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一，近年对国内学界有一定影响。我们一定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真正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郭小凌在《从全球史观及其影响所想到的》一文中指出，全球史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博大周密的理论体系。裔昭印在《全球视野下的世界文化史编纂》文中指出，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史观，要以开阔的全球视野，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林中泽在《历史中心与历史联系》一文中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重视的是历史的联系，但要反对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的联系的做法。吴晓群在《我们真的需要“全球史观”吗？》一文中认为，现时所谓的“全球史观”是西方话语中的一个命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应以一种多元史观来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谁应对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

　　苏杭在《谁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俄罗斯新公布的档案资料表明，以前人们所谓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重大错误无一不与莫斯科方面的指导有关，其中有些决策甚至是莫斯科的代表越过陈独秀直接作出的。因而，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应承担主要责任的不是陈独秀 ，而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

　　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历史考察

　　肖冬连在《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考察》（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是逐步强化的，从根源上说，是重工业优先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基数巨大且增长迅速的人口因素制约了城市就业机会的创造和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中国之所以长期有效 地把农民堵在城门外、捆在土地上，则是因为实行了户籍制度、城市福利保障制度、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一整套的制度安排。这种二元治理模式从多方面支撑了高积累、高投资、高速度推进工业化的计划，但也付出了昂贵的历史代价，遗留下许多结构性矛盾。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郝贵生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12期撰文认为，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误解。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即：实事求是的精神、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和“改变世界”的精神。三个“真 精神”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离开三个“真精神”，或者否定其中一种或两种“真精神”，而片面夸大其他的“真精神”，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轨道。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就存在着以吸收和借鉴中西传统哲学思想为由，而不同程度地否定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如封建化马克思主义，实用化马克思主义，西方化马克思主义。因此，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真精神”，不仅有其理论价值，而且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典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

　　聂锦芳在《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撰文，对《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传播史做了新的探讨。认为，文本的写作过程、最初的思想内容与其后来所造成的影响之间存在一种错综、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过去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夸大了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有意无意地把以后因复杂因素而产生的判断附加于前者。文章分析了《共产党宣言》的定稿结构，运用新的文献材料重新梳理和甄别了它的创作过程和传播途径，认为它在马克思主义文本序列中经典地位的确立，并不完全是由其本身的思想和内容奠定的，更主要的由后继者对它总体思想中的某些部分的突出强调和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

　　王阳明“良知上自然的条理”给我们的启示

　　张学智在《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撰文，对王阳明“良知上自然的条理”进行了论析。文章指出，王阳明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境界是“与万物为一体”，如见孺子入井必有恻隐之心，见动物觳觫哀鸣必有不忍之心，见草木摧折必有怜悯之心，见瓦石毁坏必有顾惜之心。他同时认为，人对待万物、自然有轻重厚薄的价值秩序，这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王阳明在实践的基础上把这二者统合成一种心理上的自觉意识和判断、选择上的直觉。在它的指导下，人既可以普遍地关爱万物，又可以合理地取用万物。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从人生境界进到生态意识，这就是王阳明“良知上自然的条理”在环境伦理上给我们的启示。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科分割问题

　　石新中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撰文认为，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学科分割现象，这已严重地阻碍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学科的分割与近代以来人们的分析方式有关，然而时代的发展要求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实现沟通和融合。在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沟通和融合的过程中，综合性社科期刊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可以为跨学科的科研成果提供发表的阵地，可以将不同学科的学者专家组织起来面对面地交流，从而促进学术的发展。

　　当代认知心理学的两个理论基点

　　葛鲁嘉在《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撰文指出，认知心理学的兴起是西方科学心理学的重大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范式经历了从内省主义到行为主义，再到认知主义的演变。认知主义支配下的认知心理学采纳了信息加工的理论框架，其基础理论有两个要点：一是功能主义立场，二是表征理论和计算理论。目前，心理学的发展正在寻求重大的思想和理论突破。对认知科学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心灵的科学和人类的经验之间建立有效的循环，这必然会打开西方的科学传统与东方的体验传统相遇的大门，这使中国本土的传统心理学有可能对科学的实证心理学作出贡献。

　　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与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塑

　　霍宪丹在《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冬季号上撰文指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律人才特有的培养模式，尽管在大学教育阶段两大法系国家法学教育的任务和性质有所不同，但如果从法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看，都具有共同的结构，都是由法律学科教育、法律职业教育、统一职业资格考试、法律职业培训和终身化的继续教育等主要内容组成。所以，我们应当从更加宏观的社会背景去观察司法考试制度在法律人才培养的系统工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从制度上解决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长期脱节的问题。它不仅对法律职业的发展完善，而且对于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塑都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

　　周兵在《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刊于《河北学刊》二○○四年第六期）一文中指出，新文化史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 的理论与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明清徽州宗族的婚姻圈

　　陈瑞在《以歙县虹源王氏为中心看明清徽州宗族的婚姻圈》（刊于《安徽史学》二○○四年第六期）一文中指出，明清徽州宗族婚姻圈有以下特征：一是婚姻缔结以县境地域范围内特别是周边邻近宗族为主要对象，二是徽州境外的婚姻缔结与徽商的迁徙和经营地域圈的扩大有关，三是徽州宗族的婚姻缔结以几个大的宗族为主要对象，相互之间结成世婚之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婚制在徽州的盛行，四是较多以业儒仕宦为背景的宗族相互结成婚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婚姻背后文化上门当户对的特征。

　　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

　　孙燕京在《晚清社会风尚及其变化》（刊于《中州学刊》二○○四年第六期）一文中指出，晚清社会风尚发生了从“淳厚”到“浇漓”、从“扬气”到“洋气”再到“新气”的变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历代中晚期因商品经济发展、人们僭礼逾制现象的继续；另一方面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新旧杂陈，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凸显出地域差异和社会群体差异。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只是近代中国社会风尚变化的一个起点，它没有因改朝换代的结束而结束，而是随着民国以后社会发展的进程继续发展，不断趋新。

　　新中国建国程序的调整

　　杨火林在《新中国建国程序的调整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过渡性特点》（刊于《中共党史研究》二○○四年第六期）一文中指出，在筹建新中国时，毛泽东曾经设计的建国程序是先邀请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代表在解放区召开新政协会议，然后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政府。但由于其时政治、军事、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建国程序在实际运行中作出了重要调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赋予了筹备和建立新中国的特殊历史使命，其性质、职权和组织体制也随之表现出若干过渡性特点。

全球化的悖论及中国发展的思考

　　《东岳论丛》（双月刊）2004年第6期发表胡铁生的文章指出：我国在经历了长期的闭关自守之后，重新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认识到加入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轨道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但全球化也是一个自身属性矛盾的新理念，维护国家主权、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及在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同时又要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价 值观，就形成了“现代性”的一个悖论。如何利用改革开放的有利契机，既能受惠于这场变革，又不至于失去我们民族的独立性，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作者认为，我国在“请进来”的同时，还应主动地“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在制定国际准则时，尤其是在推动多极化、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方面，发挥我们的积极作用。

　　“北京共识”凸现中国道路的特质与活力

　　基于50多年发展道路的比较，世界上许多学者提出了与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北京共识”，或称“中国模式”。《河南社会科学》（双月刊）2004年第6期发表杨承训、张新宁的文章指出，“华盛顿共识”推崇的是市场的迅速开放和接受全球化的观念，而“北京共识”主张，一个国家在开放的同时必须保护本国环境 ，力求实现适度均衡、全面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和第三世界的发展史，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当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我们应当虚心学习和借鉴。这样能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们的理论和政策，避免和克服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改善政企关系企业应发挥更主动的作用

　　在研究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时，很多学者、政府官员总是更加关注政府对于企业的影响，他们认为政企关系的好坏主要由政府的职能和行为决定，只要政府采取良性轨道影响企业，政企关系就可以走入正轨。但魏杰、谭伟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12）发表文章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他们认为，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 ，确实可以影响企业的行为，但这不是政企关系的全部内容，要想处理好政企关系，还必须重视企业对政府的影响。企业对政府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在营造政企关系的过程中应该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他们认为，政府和企业作为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主体，它们在分工中共同组成了人类社会，各司其职，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彼此都离不开对方，在决策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彼此的影响。企业可以通过一些合法的、以不损害其他企业利益为前提的手段影响政府，在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福利进入帕雷托改进的轨道。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象思维”

　　王树人在《文史哲》2004年第6期撰文指出，“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基本内涵和特征的概括。这种思维方式是由中国思想文化最高理念的性质即非实体性所决定的。“象思维”不像西方那样是主客二元、对象化、现成的思维模式，而是整体直观、非对象性、非现成的。西方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须 的，但其异化形态如唯科学主义等也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象思维”是比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更加基础和本原性的思维方式，具有“原发创生性”和保持动态整体平衡的特性。“象思维”与概念思维可以互补而不能替代。

　　老子独特的人生进取观

　　李光福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撰文认为，老子的人生观蕴涵着多方面的意蕴。除了明哲保身思想，他还就人在社会中如何取胜、如何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目的进行探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生进取观。这一人生进取观主要由贵柔守弱、谦下不先、不争之争、欲取姑与、无私成私、守静制动、无为而为等内容 构成。其独特性在于以迂回的、非常规的、看似消极的方式来争取积极的人生目的，洋溢着辩证的智慧。

　　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何勤华在《法学》2004年第12期撰文认为，中国近代法学，并不是国人在继承中国古代法学（律学）之基础上诞生的，而是通过移植西方法学发展的经验和成果而建立起来的。文章对近代西方法学观的内涵，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载体，传播的主要内容、特点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争论，传播的历史意义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论 述，并就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若干规律作了分析。

发展伦理的现实意义

　　周文文在《东岳论丛》二○○四年第六期撰文指出，美好生活与经济增长是什么关系？社会对自然与技术应该采取何种态度？这些新的伦理问题对伦理学提出了挑战，要求对人类发展投注伦理关怀。发展伦理应运而生。与传统伦理和生态伦理相比，发展伦理从一种广义的价值纬度看待发展，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力图 透过人与人的关系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的人类生存。在发展实践中，对人类自身的行为进行自觉规范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伦理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中国报业集团改革中的六大困境

　　邵培仁、陈兵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二○○四年第六期撰文指出，如何科学、合理地解决中国报业集团改革中的各种难题，已成为当下中国新闻媒介产业改革的重点。具体说来，中国报业集团改革中存在着六大困境：报业集团的规模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报业集团是先做大还是先做强？经营结构是个体理性还是群 体非理性？组织结构是层峰制还是扁平制？战略取向是全球化还是本土化？发展策略是多元主义还是专业主义？这六大困境是转型时期中国报业必须抓紧解决的。报业集团必须辩证地分析管理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冲突，积极寻找出路，优化产业结构，使新闻传播更加有序，使信息传播的发展与受众的意识进步实现契合，推动中国媒介产业和报业集团的良性发展。  

　　论人的提升

　　辛世俊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二○○五年第一期撰文认为，人作为历史的存在物，始终是未完成的，始终处于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之中。与一般物质发展过程有所不同的是，人的提升是一个不断走向自觉的过程。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的提升表现为三个层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人的提升表现为不断发展生产 力，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人的提升表现为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使人与人的关系明白合理；在人性完善的层面，人的提升表现为精神境界的不断提高。人在三个层面的提升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 

重名问题如何解决

　　毛翰在《姓名的困惑》（刊于《书屋》2004年第12期）一文中指出，另创新姓、将父母的姓合为复姓、恢复少数民族原来的多字姓、在已婚女子姓名前冠以夫姓、选用冷僻字作人名、拒单字名倡双字或多字名等等办法，都不是解决中国人重名问题的理想办法。要从 根本上解决中国人重名重姓的问题，一个行之有效的且最可能被广泛接受的方案，应是恢复表字，使之与姓、名并用。姓、名、字三者并用，重名现象便会非常之低。按照数学上的排列原理，以人名用字为三千字计算，如果采用双字名加双字字的办法中国人的人名总数可以达到81万亿个，同名率将减少到现在的九百万分之一。可见，采用这一方案，我们将拥有极为丰富的“名”、“字”资源。

　　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几个问题

　　马大正在《关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刊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一文中介绍了当代中国边疆的界定、边疆的战略地位以及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现状和重大问题等。文章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往往只提陆疆，基本不关注海疆；在这以后增加了海疆的概念和对海疆的关注。中国疆域的历史发展呈现出延续性和波动性相结合的特点，因此，我们在观察边疆地区的时候一定要历史地看。边疆的重要战略地位不仅体现在边疆地区是国防的前线、改革开放的前沿，还体现在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当代国家民族文化的建构

　　牟岱在《论国家民族文化的建构》（刊于《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在当代中国，建立国家民族文化有助于消除旧的文化建构观念，抵御西方文化输出和文化霸权主义，保护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创建鲜活的民族形象和民族精神，有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

　　要重视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和研究

　　包和平、包爱梅在《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收藏与研究现状》（刊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今天可以见到的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文献有藏文、蒙古文、满文、维吾尔文、彝文等，对这些古籍在国内外的收藏与研究情况进行整理和系统研究，有助于少数民族古籍研究国际合作的拓展，对于更为深入地研究民族古籍、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也有重要意义，而且做好这一工作的条件也已成熟，因此，要抓住机遇，重视对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与研究。 

现代性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求是学刊》2005年第1期发表一组笔谈，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马克思关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进行了探讨。贺来认为，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他把马克思对待现代性的基本立场概括为对 于现代性的继承、反叛和重建这三者的结合。张盾明确提出要超越学院哲学对马克思学说的解读方式，转而从现代性问题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要求从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和支配权这一特定的意识形态维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观点，这是与一般常见的学院哲学维度的解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解读方式。韩志伟强调，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思考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他关于现代性的自我批判的、深邃的、历史的、辩证的、存在论的眼光，在今天也是我们把握这一时代性课题所无法回避的，特别是他关于人的历史存在的揭示，构成了现代性自我批判的独特视角。漆思比较具体地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维度，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维度：一是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二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三是对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的超越。王福生则认为，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待现代性的简单态度相比，马克思关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态度显得较为辩证。他特别以《共产党宣言》为证对此加以论证。

　　道德产生的主体基础

　　易小明在《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1期撰文认为，道德产生于人类的合作性劳动，这种合作经历了一个从人类整体活动中无意识的自发合作到有意识的自觉合作，再到个体获得不断发展之后的对过分自我意志进行调控的理性的功利的合作这样几个阶段，这些合作都是以人类同一性为内核而展开的。所以，人的共同性是道德产生的主体内在基础，自然共同性是道德产生的主体自然基础，社会共同性是道德产生的主体社会基础，而在实践中人的自然共同性不断社会化、人的社会共同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也就构成了道德不断发展、不断从必然走向应然和理性自由的提升过程。

　　儒学的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悖论

　　涂可国在《哲学研究》2005年第1期撰文说，儒学具有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悖论特征，呈现出重社会协调性道德轻个人进取性道德，不仅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孝等中心理念具有社会本位特质，其阐扬的内圣外王之道、尚仁重义价值观、君子人格及大同社会理想等无不表现出利人、利家、利国以至利天下的社会本位主义倾向；同时，儒学既蕴含着非个人主义乃至反个人主义因素，又隐藏着积极个人主义、消极个人主义和政治个人主义等成分。不论是儒学的社会本位主义还是个人本位主义，都对人的发展造成有利和有害的双重后果。

　　制度变革路径与“平行推进”改革战略

　　樊纲、胡永泰在《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发表文章认为，目前在改革理论和政策研讨中颇为流行的“循序渐进”概念并不能确切地说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因为各种体制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不可能改好了一个再改一个，否则会出现体制“不协调成本”。该文提出了“平行推进”的概念框架，来分析制度变革的 路径。

　　所谓“平行推进”，就是在各个领域内同时进行着部分的改革，尽可能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阻碍。文章指出，“平行推进”这一概念最关键的实际意义可归结为两个短语：“不要在任何领域等待”和“尽量保持彼此的协调”。也就是：在所有的制度领域尽可能早地开始推进改革；但不要指望任何一项改革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在体制转轨的任何一个阶段，改革者都必须防止不协调的发生，并努力避免“瓶颈”和“过激”，以达到最大可能的协调。

　　居民财产权的构成与界定

　　居民财产权简称居民产权，是指为居民个人所拥有，同时获得公权力或政府所正式承认的，既可以排他利用资产又可以竞争性地通过转让、出租、售卖等方式来处置资产的一组权利。新一期《河南社会科学》（2005，1）发表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黄家骅的文章《论居民 财产权》，文章以市场经济中居民这一微观主体的产权构成为视角，通过剖析居民财产权的生成机理与学说渊源，从中揭示居民财产权在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本质要求与制度规范，进而阐述居民财产权作为一种权利性产权与企业产权、国家产权的不同及相互之间的冲突，指出现代市场经济必须通过权利界定、权利分割、权利对等来理顺居民财产权，加强对我国居民财产权的保护，适应经济增长对居民要素贡献的迫切需要。

　　农民财产权的内涵与保护

　　我国宪法明确提出保护公民的财产权。那么，农民具有哪些财产权？“三农”问题专家、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在一次研讨会的发言中指出，从新中国成立五十五年的历史来看，我国农民的财产权除了最重要的土地财产权之外，还有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乡村集体企业农民财产权问题 。此外，他同意有学者提出的，因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全民中包括农民，在工业化初期，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让农民提供了原始积累，农民在国有企业中也应该享受部分资产所有权。如何切实保护农民的财产权，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从目前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有多种主张，郭书田认为应该因地制宜，可以在不同地区做试验。

　　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的学术旨趣及学术价值

　　孙伟平在《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撰文认为，以伦理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元伦理学的兴起，是西方伦理学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革命。它彻底改变了伦理学的研究方式，改变了伦理学的结构和面貌。立足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术旨趣，批判性地总结、评析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的学术价值与局限性，是中外伦理学自我 反思、寻求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元伦理学研究只有与规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研究相结合，在具体应用中致力于传统元伦理学问题研究的创新，深化、拓展已有内容的研究，深入具体的历史的道德生活与实践，努力寻找伦理学发展的契机和灵感，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才可能在当代对伦理问题的普遍关注中重铸辉煌。

　　新时期学术规范讨论的历时性评述

　　余三定在《云梦学刊》2005年第1期撰文，对新时期的学术规范讨论做了历时性评述，认为我国新时期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此后至今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主要表现为少数先觉者率先倡导，这是中国学术界发展、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后才 带有必然性地出现的。第二阶段，从90年代中期到新旧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在激烈地批评学术腐败行为的同时呼吁建立学术规范。第三阶段，从新世纪初至今，在继续批评学术腐败的同时，着重点转到了学术规范的具体“建设”上。如果说上述第二阶段的关键词是“批评”（批判），那么第三阶段的关键词则是“建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学术规范由“知”到“行”的全面落实。

　　发展问题与哲学姿态

　　刘啸霆、王成兵在《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撰文认为，发展问题是由发展本身所引出的需要后续发展花大气力来治理的问题。这是一种自反性的问题。这种问题的出现表明，人类必须超越一般性的理论思考，通过对现实具体问题的深入解剖来建立能够与实际行动相契合的整治措施。对此，哲学应该为发展导航，通过哲学的反思， 可以建立一种具有全面发展眼光和视野的一般意义的发展学。此外，哲学思考还可以对具体发展问题进行个案化研究，通过解剖发展中的某些难结来阐幽入微，以求以小见大，洞观时代。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无论在深刻性上还是在治理难度上都需要我们在发展战略上做出长远和审慎的思考与筹划。

　　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

　　张康之在《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撰文指出，在历史的视野中，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习俗型信任发生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契约型信任是一种异化了的信任关系，它是工业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得以存续的重要支持力量；合作型信任是一种正在生成的社会关系， 它是后工业社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必须充分考虑的重要因素。人类的一切合作都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基础上的，然而，信任类型的不同也决定了合作的性质和表现不同。后工业社会也是合作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信任与合作是一体化的。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

　　俞国良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撰文认为，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对国家和个人发展有重要意义。国外十分重视在实践和体验中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强调心理辅导者的资格认定和专业发展；我国幼儿心理行为问题开始受到关注，中小学和职业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教育模式和教师 培训正在探索，但也存在学科化、形式化、表面化和孤立化等倾向；因此，应该结合国际上综合化和整合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的发展方向，来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

　　李建华撰著的《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认为，从决定性因素而言，现代德治与传统德治的重大差别在于市场经济与法治。基于市场经济的法治社会的形成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比市场经济具有更直接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研究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更应该关注法治。法治是现代社会的根本标志之一，法治社会的形成导致了社会治理模式的变化即由德治主导变为法治主导。因此，只有在法治的基础上，加快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型，才能建立起合乎理性的、切实有利于民生的伦理秩序。道德权利是法治社会的伦理基础，而道德权利的实现本身也是一个充满道德风险的过程，法治社会必须舍弃境界伦理而追求境遇伦理。同时，法治社会凸显政治伦理，政治伦理秩序的建立尤其是政党伦理建设是事关整个社会伦理秩序的关键。法治社会伦理秩序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

　　政治哲学与行政哲学的比较分析

　　颜佳华、易承志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撰文认为，政治决定行政，行政是整个政治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生活的哲学反思，行政哲学是对行政生活的哲学反思，政治与行 政之间的有机联系必然会在政治哲学与行政哲学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出来。因此，比较政治哲学与行政哲学之间的异同点，并借鉴理论形态已经相当成熟的政治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经验，对处于初创时期的行政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中国传统风俗观的当代思考

　　萧放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撰文指出，“风俗”是中国传统社会大众生活文化特性的词语概括，风俗具有自然与人文兼备的二重性。古代学者的风俗观关注风俗发生的地域性与政治性，对风俗的教化功能有着特别的强调。近代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人们对风俗进行了重新的思考，认为风俗可以救世，虽然对待传统风俗的态度明显不同。传统风俗观认为风俗具有三种特性：一、风俗具有较强的伦理品性。二、风俗具有流动贯注的传习性与扩散性，又有着难于变化移易的凝固性。三、风俗习惯虽然难于改变，但它还是能够移易的。当代社会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传统风俗观有关风俗的理解与评述对于当代社会的民俗文化建设以及民俗学研究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我们的民俗学应该关注现实社会风气时尚的研究，阐释自己对民俗文化价值的看法，区分民俗的美善与丑陋，注意培育、提倡“良风美俗”，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学术支持。

　　和谐社会的公法建构

　　罗豪才、宋功德在《中国法学》2004年第6期撰文认为，和谐社会应当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理性社会，能够全面回应多元价值诉求。现代和谐社会只能立于法治基础之上，并以公法为其脊梁，社会和谐与否直接取决于公法是否平衡。文章指出，中国要实现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核心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于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要遵循监督和规范公共权力与保护和拓展公民权利的公法制度变革主旨，采取国家主导和公众全方位参与相结合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对公法加以结构性调整；要调整公共权力/公民权利结构，重塑制约与激励相容的公法机制，通过对症下药解决造成社会失调的公法失衡症结，全面推动和谐社会的建构。

　　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文军在《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撰文指出，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邓小平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夏杏珍在《邓小平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刊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邓小平1977年再度复出以后，亲自领导教育系统率先进行拨乱反正，推倒“两个估计”，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改革开放提出 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不仅大大推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对全国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产生了积极影响。邓小平在教育工作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文学术

　　欧阳哲生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文学术》（刊于《中州学刊》2004年第9期）一文中指出，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它的意义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对政治和文化层面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文化历史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问题，中华人文学术正在成为一门具有世界意义的学问。缘于此，我国学人应该抓住机遇，放眼世界，在国际文化学术交流中张扬自己的个性，对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与创新作出自己的贡献。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发展

　　于沛在《反“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化多样性的思考》（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生存的方式，是一种价值体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将进一步形成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人类文化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多元的，从来不存在单一的“全球”文化模式。所谓“文化全球化”，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之一。其实质是通过建立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所谓文化的“全球化”，从文化上进而从整体上肢解独立的民族国家，这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

　　用时代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化的两重性

　　康凤云、张艳国在《用时代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化的两重性》（见《学习月刊》2004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现代文化体系中，在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进中国当代文化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必须用时代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化的两重性：坚持观念文化与物质文化两分法，始终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坚持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分法，实现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发展。以此为基点，驾驭文化创新、文化发展的规律，增强主动性，体现创造性，获得时效性。